在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第十五次全国学术会议上，面对全国和全世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大流行，中外糖尿病专家形成共识：中国的糖尿病防控必须真正走出以血糖控制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将糖尿病当做一个“以高血糖为显著特征”的多个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综合征，综合管理血糖、血脂、血压和凝血功能障碍，使糖尿病患者真正获益。
“糖尿病其实就是高血糖和慢性血管并发症的综合体。”
近年来，心脑血管病的危害为人所知。让全球真正警醒于中国糖尿病的严峻流行态势要归功于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2010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糖尿病、糖尿病病前期患病率高达9.7%和15.5%的结果令世人震惊。2011年，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宁光教授主持完成更大样本的人群调查再次证实，国人糖尿病患病率为9.67%。CDS主任委员纪立农教授幽默地说，“狼真的来了！”
纪立农教授特别指出，9240万成年糖尿病患者还并非中国糖尿病的真实写照，因为约60%中国糖尿病未被诊断。而且与欧美国家相比，40年间，国人糖尿病患病率增长和病变进展速度同样令人乍舌。更为严峻的是，糖尿病患者将同时面临高血糖与心脑血管病的双重危险。英国利兹大学医学院心血管与糖尿病研究部PeterGrant教授对此有类似的看法，“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CVD发生和发展就是严重的并发症。”Grant指出，2型糖尿病是一种进展性疾病。在2型糖尿病的发展进程中，各种危险因素的变化存在差异。实际上，在糖尿病发生20年前，胰岛素抵抗即已存在，且几乎存在与所有的器官中，与肥胖关系密切(图1)。在糖尿病前期，胰岛β细胞代偿性分泌增加，以对抗胰岛素抵抗。但随着代偿性分泌时间延长，胰岛素水平不再升高，最终导致糖尿病。显而易见，在糖尿病前期，心血管危险因素已经存在。随着胰岛素抵抗程度加重，心血管风险也增加。在诊断2型糖尿病后，随着血糖水平的升高，心血管风险进一步增加，微血管并发症风险也增加。
如心肌梗死患者冠脉内血栓形成一样，2型糖尿病患者也有血栓形成。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的斑块中富含脂质、巨噬细胞浸润和血栓形成更多见。伴CVD的糖尿病实际上是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和炎症的综合体。MRFIT研究显示，随着心血管危险因素数量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死亡率逐渐升高。
“糖尿病其实就是高血糖和慢性血管并发症的综合体”，Grant强调。糖尿病和心脏疾病就像难兄难弟，常结伴发生，缘于它们存在相同的机制。正因为如此，多重危险因素干预对降低并发症尤为重要。
“令人惊讶的不止糖尿病，心血管的其他4大传统危险因素都如千军万马正朝我们杀将过来。”
在本次大会上，杨文英教授报告，今年6月，其团队在线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的研究，该研究是2007~2008年我国糖尿病和代谢紊乱研究的最新数据。结果显示，在我国人群中，脑卒中患病率仍居所有心血管疾病(CVD)之首，超重和肥胖发生率较2002年增加1倍，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患病率较1994年增加3倍，血脂代谢异常患病率高达60%，合并3个以上CVD危险因素者近3成(下表)。
Grant指出，在纳入1万余例受试者护士健康研究中，随着体重指数(BMI)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患病率也明显升高。近20年来，美国肥胖的患病率急剧升高。肥胖的盛行，可以说是糖尿病流行的“前哨”。在中国，肥胖和糖尿病流行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目前，美国、中国等国的患病率均名列前茅。中国最新的数据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9200万，印度超过5000万。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类似庞大的糖尿病前期人群，他们与糖尿病患者都是心血管高危人群。预计至2030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将达3.7亿，其中绝大部分为2型糖尿病。2010年，Moran等开展的研究表明，如果目前的危险因素持续存在，随着年龄和人口数量增长，2010~2030年，中国的慢性CVD将增加50%。若危险因素以2010年的趋势继续增长，则CVD事件进一步增加23%，CVD患者将进一步增加2130万，心血管事件死亡人数增加770万。可见，控制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对中国CVD防控至关重要。
2011年7月26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也指出，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死亡人数占总死亡的80%以上，占国家疾病总负担比重的68.6%，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使经济发展放缓。
“对于集多重危险因素于一身的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单纯控制血糖远远不够。”
纪立农教授指出，我国现有数据显示，虽然2型糖尿病的降压药物使用情况尚可，但即便在高危患者，抗血小板药物、调脂药物的应用率仍差强人意，如仅1/4潜在适应证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服用他汀的糖尿病患者不到20%。因此，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血压、血脂控制可见一斑。CCMR-3B研究证实，上述三项指标共同达标者不足12%。
面对上述现实难题，除积极提高人群筛查意识、提升医生诊疗技能、不断补充证据、完善指南外，纪教授还强调规范诊疗与转化医学的重要价值。他认为，中国的糖尿病防控必须真正走出以血糖控制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将糖尿病当做一个“以高血糖为显著特征”的多个心血管危险因素聚集的综合征，综合管理血糖、血脂、血压和凝血功能障碍，使糖尿病患者真正得益于临床研究成果。“对于集多重危险因素于一身的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单纯控制血糖远远不够”，Grant教授的这一观点与纪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杨文英教授强调，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和临床医生应制定全面的风险评估策略和预防策略，以遏制CVD的快速增加。需要强调的是，5大CVD危险因素均能通过饮食和运动进行控制。
解放军总医院潘长玉教授呼吁，未来希望充分利用全国专家学术机构平台，争取长期固定经费支持，建立完善注册数据库，以量化(评分)评价我国糖尿病与脑卒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并建立人群防治模式为制定有效干预策略提供支持。
“控制血糖非常重要，但短期内单纯控制血糖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心血管事件预防效果。”
在DCCT研究中，良好的血糖控制可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但其心血管事件预防作用却并不明显。直至治疗12~15年左右，降糖的心血管效益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显现。足以可见，控制血糖非常重要，但短期内单纯控制血糖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心血管事件预防效果。
除降糖外，抗栓、降压和调脂等治疗在降低糖尿病心血管风险上也有明显获益。在一级预防中，阿司匹林并不降低死亡风险，但在二级预防的心血管获益较大。在CARDS研究中，与安慰剂相比，阿托伐他汀可使主要终点事件和次要终点事件均明显减少。UKPDS研究证实，强化降压可延缓糖尿病患者心肌梗死的发生。MICRO-HOPE研究同样显示了强化降压在延缓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和肾病风险上的优势。
Grant教授表示，单个危险因素干预的获益，在多重危险因素中更为显著。2003年，PeterG？de等发表的Steno-2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研究入选的受试者为高危糖尿病患者，平均随访7.8年。结果发现，即便在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控制不满意者中，经包括降压、降糖、降脂在内的多因素强化干预后，CVD风险减少53%，肾病风险降低61%，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58%，自主神经病变风险降低63%(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