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毅教授，同济大学医学院干细胞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客座教授，美国UCLA 分子医学系及精神病与行为学系副教授。曾获得多项杰出研究者的奖项，拥有多项美国NIH，NIH/MIMH的项目，研究成果分别在Nature，Science，Cell，PNAS 等期刊杂志中发表。
丁香园：孙教授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个人的发展历程吗？您是如何走上科研的道路的？
孙毅教授：像很多小孩子一样，我小时候也一直梦想自己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父亲以前在上海细胞所工作，我也是受到他的影响走上生物学研究的道路。小时候看过一些电影，讲述青蛙的发育过程之类的故事。兴趣似乎就是这样慢慢培养起来的。
考大学的时候，复旦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已经很热门了。当时，也有很多身边的人给了我很多建议。复旦大学毕业后，在细胞所读研究生期间，进行基因调控方面的研究。基因调控和发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上我对神经生物学的兴趣，最后让我走上了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干细胞研究道路上了。
我的发育道路一直是追随着自己的兴趣来走的。在选择导师时，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的需要，申请进入相关的实验室，得到最好的训练。没有刻意地选择特别出名的导师。
当成为研究所的PI时，就要有一个广阔的视野，选择大的研究方向；和相关的研究者建立联系与合作。
总的来说，做科研，应该像道家所说，顺其自然。不要太追求结果，而去享受科研的乐趣。
丁香园：您的演讲也让我感受到您对干细胞研究的强烈兴趣。
孙毅教授：是的。热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有很多让人兴奋的工作要做。我们同济大学的实验室也期望有更多有兴趣、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参与进来。
丁香园：您怎么看表观遗传学与疾病的关系？人生病时，成熟细胞是否有表观遗传学的变化？
孙毅教授：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况不会让人很吃惊。人的衰老本身就伴随着干细胞活性的下降。我们在小鼠干细胞的培养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成年的小鼠分离到的干细胞活性较差，而从年幼小鼠分离到的干细胞分裂则很活跃。
干细胞在相对静息的状态下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表观遗传学是环境与遗传之间的桥梁。环境的改变往往会引向表观遗传的变化，细胞的状态也会随之改变。现在有一些研究者研究人不同状态下的干细胞状态，将来可能可以总结一些有用的信息来解释人的衰老和疾病。
表观遗传学与干细胞技术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疾病。表观遗传学最好地解释了细胞的状态。处于分化、衰老等状态下的细胞，都可以在染色体的不同位点的修饰中找到不同。如果把疾病的表观遗传学都研究清楚，人类就有机会去修复细胞的病变。
iPS的发现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之前，人们认为细胞分化后就很难逆转。iPS的发现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疾病改变的细胞状态可能可以逆转。
在神经生物学方面，很多疾病与表观遗传学相关，如抑郁症。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把刚出生的小鼠经常与其母亲分开；小鼠长大后，显得精神很紧张。研究人员研究这些小鼠的与紧张相关的基因时，发现其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启动子位置发生了表观遗传学变化。
很多的神经生物学现象都与表观遗传学相关，如记忆、学习、吸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最近就在集中力量研究神经系统疾病与表观遗传学的关系。
丁香园：是否可以开发一些药物特异地调节DNA甲基化与去甲基化？
孙毅教授：目前要做到特定位点的甲基化与去甲基化还是比较困难的。但不同的细胞的甲基化与去甲基化、乙酰化与去乙酰化有不同的热点。研究特定基因的表观遗传学研究是很意义的。如研究两个基因的作用时，最好有特异性分别作用于单个基因的药物，同时又有共同作用的药物。
丁香园：您如何看待甲基化与乙酰化之间的关系？
孙毅教授：甲基化与乙酰化存在拮抗性。一个位点甲基化后，就不能乙酰化。一些位点只有甲基化，没有乙酰化。如果一个位点既有甲基化，又有乙酰化，那么甲基化和乙酰化就会出现拮抗。在研究中，一定要找到比较多的特异性药物。目前的药物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