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病性人类冠状病毒的全球流行与应对

新兴动物病毒传染导致人类严重性疾病或死亡的现象正越来越常见，这考验着人类的应对能力。商业和社会实践，环境，交通等的改变将不断为新的动物致病原传染人类提供机会。此外，更复杂的仪器应用于新致病原的检查会增加我们正确检出散发感染的机率，这会大大减低疾病扩散的机会。

2012年6月，Zaki等人在沙特阿拉伯一名死于急性肺炎和肾衰竭的患者体内鉴定出一种新的 beta 冠状病毒(命名为 HCoV-EMC)。不久之后在卡塔尔一名严重肺炎患者体内发现了类似的病毒。临床医师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疾病并不寻常。发现冠状病毒致病原的工具，PCR方法和后续研究，在这两例患者身上都检测到新病毒。此外， Zaki等人报道的血清学研究暗示这种病毒尚未扩散并实质性地影响到沙特阿拉伯的社区。

2003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证明新的冠状病毒有威胁到全球人类健康的流行的可能性。那一次由新beta冠状病毒（B系，此次沙特发现的为C系病毒）引起，很可能源于蝙蝠并快速扩展至全球，在4个月时间里，导致大约8000例患者传染和将近800例患者死亡。

全球共同体从以往历次爆发事件中都学到了经验和教训。应对流行病爆发的四次事件例证了这些经验。1998年和1999年马来西亚的尼帕病毒爆发显示了中间宿主的重要性—在那次事件中，猪群放大了此次感染并再次传染给人类，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行。流行病学控制忙于清除来源于猪的感染。然而，当人类接触到蝙蝠分泌物污染的水源等的时候，一系列的感染事件源源不断地发生了。如果尼帕病毒仅仅存在于人-人传染，那么它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威力，以至于传染至整个世界。

2003年SARS的爆发以及2009年传染病A (H1N1) 流感病毒证明一旦动物性病毒获得有效的人与人传播的能力就将迅速扩散至全球。这些爆发经历也说明及时有效的全球应对措施可以保护人类公共健康。对于上述两种病毒，经中间宿主—涉及到SARS传播的多种野生动物，以及涉及流感病毒 A (H1N1) 传播的猪—将在适宜病毒传染的人类中获得快速人-人传播。轻度病变少见加上疾病早期没有传染性使得人类可以采取公共健康控制措施来阻止SARS的传播。有趣的是，自从2004年早期，再无关于SARS beta冠状病毒人类传染的报道出现，可能是因为控制措施终止了动物市场的传播。作为对照，轻度感染的频率和更快的人-人传染排除了流感病毒 A (H1N1) 病毒的控制，现在它成为了一种地方性流感病毒。

1999年，一个聪明的医师和公共卫生署注意到一系列脑炎病例的发生，后续的调查导致了不久之后的西尼罗河病毒的发现，但此时它已扩散至美国。这一病毒是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的常见病因但此前并未在北美发现过。它以蚊子及以前未报道过的鸟群为媒介，迅速传播至亚洲北部和中亚地区，现在已成为美国病毒性脑炎的主要病因。

在所有4种动物传染病事件中，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正确地指导了应对方法，但也需要监管和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调查方法以修正并精细校正应对措施以及发展治疗和预防策略。目前尚未见人-人传播或病毒向健康护理工作人员传播的证据，HCoV-EMC 并不总是一个公共卫生风险因子。

Zaki 等人描述了HCoV-EMC的发现，他提出了一个日渐得到认可的主题：需要在病毒进化为要有效在人-人传播的能力前鉴定出新致病原病毒。过去的经验显示，细心的医师，公共卫生署，或实验室工作人员可能意识到不寻常的事件并通知有关卫生部门，后者将就这些事情进行调查。诊所，实验室，以及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的良好协调沟通对于迅速有效地评估健康风险是相当重要的。

经验显示区域调研，如果能够谨慎而彻底地展开，也将能指导未来的反应策略。疾病临床特征数据的交流共享可以促进病例的迅速鉴定和紧密追踪。评估人-人传染率有助于指明来自该致病原的更广泛的健康风险。与动物保健者的合作对于鉴定动物仓库和建立预防未来引入病毒的方法是关键性的。实验室研究提供了检查致病原的方法和诊断方法以确定急性传染并发现以往的传染病例。对于全球共同体，世界卫生组织 (WHO)表示，应及时共享病例信息。WHO将引领风险评估和调整反应策略等工作。

全球共同体很明显并没有意识到首例 HCoV-EMC 感染事件，直到大约3个月后的2012年9月20日，ProMED报道此事，ProMED是一家专业追踪报道新兴疾病的网站。幸运的是，自从2012年9月22日起未有新发病例报道出现，但区域监管应予继续。因为没有发现人-人传播的证据，WHO并不建议针对该病毒作全球范围的监管，但应继续“对早期检查的例行监管以确保对任何潜在的公共健康威胁做出快速反应。”然而，这些病例为重新反思我们的应对策略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