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0%［1］。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将成为研究和关注的重点。认知功能障碍是危害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2］，认知功能障碍会给老年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负担。家庭层面，老年成员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可能需要额外的照护和支持，这不仅会增加经济压力，还可能引发照护者的情感和身体上的压力［3］；社会层面，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数量的增加会对公共卫生系统带来负担，要求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和长期照护服务。多项关于中国社区老年人筛查的研究表明，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患病率在4.2%~44.2%［4］。有研究表明，2015—206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有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人数量预计增加，将从2015年的1 140万增加到2060年的4 780万，这意味着年增长率为7.07%［5］。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数量的增加预示着未来这些挑战会继续增长［6］。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央明确的“五个一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径之一”，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难度最大、投入最多的专项扶贫工程［7］。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生产力的改变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更是一次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塑［8］。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公共服务设施较差的地区采取的扶贫政策，通过政策帮扶的措施，帮助贫困群众顺利实现脱贫［9］。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搬迁群体面临的显著变化之一是物理空间的转换，即从原居住地迁移到新的社区环境中。这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位置改变，而是涉及场域适应和社会融入的复杂过程［10］。由于随年龄增加而逐渐衰退的功能和相对较弱的适应能力，新环境的融入对老年人而言具有挑战性［11］。搬迁可能导致老年人社会网络的断裂、文化适应难题、角色转变的心理压力，以及情绪波动、认同感的缺失和适应压力，还可能带来一定经济影响，如生活成本的变化［12］。研究表明，社会隔离可能是造成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衰退与缺乏社交互动有关，后者可导致抑郁等不良情绪状态的出现［13］。此外，对于那些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个体而言，其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长期处于高压力环境中并持续与之对抗，这可能会导致生物系统提前进入老化阶段，进而影响认知功能［14］。相比于其他群体，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更容易遭遇心理和社交障碍，可能导致其认知功能的进一步下降。
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通过深入剖析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促进、认知功能障碍预防和后续扶持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3年6—8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对山西省4个市（太原、忻州、吕梁、临汾）8个县2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进行入户调查，共回收问卷1 882份。纳入标准为：（1）≥60岁老年人；（2）具有基本交流能力，调查配合性良好；（3）愿意参加调查，并无中途退出情况。本研究经山西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号：2022GLL012），受访老年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基于前期相关研究，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人群特征，本研究分别从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安排、经济状况）、健康相关行为（吸烟、饮酒、躯体锻炼、睡眠质量）、健康状况（慢性病、BMI、抑郁状况、日常活动能力）、社会与环境（搬迁安置方式、安置区活动中心设置、社会资本）4个维度探索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因素。
1.2.2 认知功能评估：本研究采用中文版简易精神状态筛查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iation，CMMSE）［15］对受访老年人认知功能状况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时间/地点定向力（5个条目）、食物命名能力（1个条目）、即刻记忆力（3个条目）、注意力和计算能力（5个条目）、延迟记忆力（3个条目）、图形复制与语言能力（7个条目）共6个维度24个条目，其中食物命名能力为1 min内命名食物的数量，最多计7分，其他条目正确计1分、错误计0分，总分为0~30分，分数越高表示认知功能越好。根据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组>22分为无认知障碍；初中/中专及以上组>26分为无认知障碍［16］。
1.2.3 一般信息收集：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维度，年龄包括60~79岁和≥80岁，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高中及以上，婚姻状况为非在婚和在婚，居住安排情况为独居和非独居，经济状况采用个人月收入进行测量。
1.2.4 健康相关行为评估：吸烟、饮酒、躯体锻炼采用“您现在是否吸烟/饮酒/锻炼”进行判断，0=否，1=是；睡眠质量包括“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根据变量分布情况，进一步划分为二分类变量：好（包括“比较好”和“非常好”）、不好（包括“非常差”“比较差”“一般”）。
1.2.5 健康状况评估：慢性病罹患情况为二分类变量，否=0，是=1；BMI采用受访对象自我报告身高和体质量计算，BMI<18.5 kg/m2为低体质量，18.5~23.9 kg/m2为正常体质量，24.0~27.9 kg/m2为超重，≥28.0 kg/m2为肥胖［17］；抑郁状况采用简化版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水平评定10条目量表（CESD-10）［18］进行评估，共包含10个条目，总分为0~30分，每个条目根据“过去一周中有多少天感到此状况”来评分，选项从“很少或没有（少于1 d）”到“几乎每天（5~7 d）”，分别对应0~3分，量表中的项目涵盖了抑郁症状各方面，如情绪低落、兴趣丧失、食欲改变、睡眠障碍、感到无精打采、自我评价低下、难以集中注意力、活动减慢或焦虑等，总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日常活动能力采用Katz指数（Katz Index of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进行评估［19］，涵盖进食、沐浴、更衣、移动、如厕以及控制大小便6个方面，各方面独立完成计1分，不能独立完成计0分，总分为0~6分，分数越高表示日常生活能力越好。
1.2.6 社会与环境评估：搬迁安置方式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安置区老年服务中心/老年活动室（简称“老年活动中心”）设置情况为二分类变量，否=0，是=1；社会资本采用课题组自行研制的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社会资本量表进行评估，包括6个维度（社会参与、家庭网络、朋友网络、信任、互惠、群体凝聚力）33个条目，总分为0~33分，分值越高表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20］。
纳入研究相关变量中，认知功能、日常活动能力、抑郁状况、社会资本为连续变量，其余变量为分类变量。
1.3 质量控制
通过调查前系统培训、调查中面对面问答以及调查后严格复核，数据录入采用双平行录入，以确保数据真实有效完整。本次分析剔除研究相关变量中存在缺失值的数据，最终纳入1 848名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影响因素，采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最终纳入的1 848名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中，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维度，性别：男性946人（51.2%），女性902人（48.8%）；年龄分布：60~79岁1 586人（85.8%），≥80岁262人（14.2%）；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1 311人（70.9%），初中/中专419人（22.7%），高中及以上118人（6.4%）；婚姻状况：在婚1 345人（72.8%），非在婚503人（27.2%）；居住状况：独居344人（18.6%），非独居1 504人（81.4%）；个人收入：500元及以下1 369人（74.1%），501~1 000元291人（15.7%），>1 000元188人（10.2%）；健康相关行为维度，吸烟情况：吸烟600人（32.5%），不吸烟1 248人（67.5%）；饮酒情况：饮酒192人（10.4%），不饮酒1 656人（89.6%）；躯体锻炼：经常锻炼1 473人（79.7%），不锻炼375人（20.3%）；睡眠质量：不好892人（47.4%），好956人（52.6%）；健康状况维度，慢性病罹患情况：患有慢性病1 299人（70.3%），无慢性病549人（29.7%）；BMI：低体质量251人（13.6%），正常体质量1 013人（54.8%），超重452人（24.5%），肥胖132人（7.1%）；社会与环境维度，搬迁安置方式：集中安置1 741人（94.2%），分散安置107人（5.8%）；安置区设置老年活动中心1 344人（72.7%），未设置504人（27.3%）。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躯体锻炼、睡眠质量、BMI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居住安排、个人月收入、吸烟、饮酒、慢性病罹患情况、搬迁安置方式、安置区设置老年活动中心设置情况的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健康及社会资本状况
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平均得分为（24.40±5.84）分；日常活动能力平均得分为（5.75±0.97）分，抑郁状况平均得分为（11.76±5.87）分；社会资本平均得分为（20.59±4.85）分。
2.3 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因素的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CMMSE得分为因变量，以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相关行为、健康状况、社会与环境4个维度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在处理层次数据时优于一般线性回归，其能更准确地分析不同层次的变量，有助于减少因忽略层次结构而可能引入的偏差，并能更有效地控制模型估计中的方差，并提供更灵活的模型构建，从而实现更精确的统计推断［21］。因此本研究采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用数学模型表示为：Y=α+β1X1+β2X2+…+βnXn+ε，式中β1~βn是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该因素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效应，ε是随机误差。该模型结果变量Y是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CMMSE得分，自变量X1~Xn为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相关行为、健康状况、社会与环境维度等相关因素。模型2在模型1（只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增加了健康相关行为变量，模型3则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健康状况变量，最后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控制了社会与环境变量。随着更多自变量的引入，R2由模型1的0.087提升为0.156拟合度显著提高。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检验结果在1.012~4.067（<10），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1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是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CMMSE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模型2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躯体锻炼、睡眠质量是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CMMSE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模型3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躯体锻炼、BMI、日常活动能力得分、抑郁状况得分是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CMMSE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模型4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躯体锻炼、BMI、日常活动能力得分、抑郁状况得分、社会资本得分是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CMMSE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2.4 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中患认知功能障碍428例，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为23.2%。本研究以有无认知功能障碍为因变量（赋值：无=0，有=1），以性别、受教育水平、个人月收入、居住安排、婚姻状况、吸烟与饮酒习惯、躯体锻炼、慢性病罹患情况、BMI、日常活动能力、抑郁状况、搬迁安置方式、安置区老年活动中心设置情况以及社会资本等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个人月收入、婚姻状况、躯体锻炼、BMI、日常活动能力得分、社会资本得分是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3。
3 讨论
3.1 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整体略低于一般老年群体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CMMSE得分为（24.40±5.84）分，略低于张映琦等［22］研究重庆市老年群体（27.52±2.94）分及袁梓健等［23］对中国老年人认知功能调查的（27.77±2.53）分。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相较于一般老年群体存在偏低的倾向，这一现象可能与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24］，受教育水平被广泛认为是影响认知功能的重要因素［25］。此外，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也常不及其他老年人，搬迁前长期的经济压力和较差的居住环境可能会对其心理健康及认知功能产生不良影响［26］。
作为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群体，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面临着个人生命周期（涉及个体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和家庭周期（关注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在不同阶段的变化）的双重转型［27-28］。这种转型可能导致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断裂，进而缺少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家庭陪伴［29］。社会关系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尤为重要，其缺失可能会使得老年群体感到孤立无援，影响其心理状态，长期的社会隔离和孤独感可能会加剧老年人群认知功能的衰退［30］。
3.2 社会人口学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可能面临较高的减退风险，这主要是由于生理和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年龄是认知功能障碍，特别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关键风险因素之一。人体衰老过程中，脑组织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的退行性变化，包括神经元数量的减少、大脑结构的萎缩以及神经传导的效率降低，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记忆力、注意力、思维速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31］。
受教育水平在维护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32］。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常有更强的认知储备，因为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有助于培养其更加复杂和高效的认知网络，这种认知储备作用于大脑结构和功能，使其在面对年龄相关的变化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威胁时更具弹性，从而减缓认知衰退的进程［33］。同时，经过长期的教育，个体不仅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形成了更强的问题思考能力和解决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在认知功能受损时提供额外的保护，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并可能延缓因年龄增长导致的认知下降［34］。因此，提高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进行适当的再教育，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还能为其晚年提供一层重要的认知保护屏障。
离异或丧偶可能会增加老年人的孤独感，并减少交流与互助的机会［35］。基于婚姻获取的社会支持和情感联系对于维持和增强老年人的认知健康至关重要［36］，因此，婚姻状态的变化会对其认知能力构成潜在风险。也有相关研究表明，丧偶对男性的健康影响常比女性更为严重，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性别角色和情感依赖的不同：许多男性在情感和日常生活中更加依赖其配偶，部分男性将配偶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倾诉对象［37］。因此，丧偶对老年男性而言是一次重大打击，可能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相比之下，女性可能更容易通过其他亲友或成年子女的支持来缓解丧偶的负面影响，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为其提供了情感的慰藉和实际的帮助，有助于抵御负面事件对其健康和认知功能的潜在损害［38］。
3.3 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对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躯体锻炼在提升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中有重要保护作用。定期参与运动并持之以恒对于预防和延缓认知功能衰退，特别是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项基于相关文献的Meta分析发现体育活动对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的多个认知领域均有积极影响［39］。进一步的证据显示，中到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尤其有效，这可能是因为有氧运动能够改善大脑血流，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释放，以及提高神经可塑性，从而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认知能力［40］。
同时，良好的健康状况对于保护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至关重要。健康的BMI有助于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形式的癌症，这些疾病均与认知下降有关［41］。此外，适宜的体质量可以减轻关节的负担、提高代谢健康，进而为认知健康提供保障［42］。良好的日常活动能力不仅有助于老年人保持独立生活状态，而且还可以通过参与躯体活动和社会互动来刺激大脑，这对于保持认知功能至关重要。日常活动能力的保持也与较低的跌倒风险、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和增强生活质量相关，这些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认知健康［43］。因此，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老年群体来说，促进健康的BMI和日常活动能力应该作为综合健康干预计划的一部分，以预防其认知功能衰退，提高其生活质量。
抑郁状况对认知功能有显著负面影响。抑郁不仅会降低个体生活质量，还会对大脑功能产生损害，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能力［44］。长期的抑郁症甚至被认为是认知衰退和痴呆发展的风险因素［45］。因此，对于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而言，及时识别和治疗抑郁症状非常重要，可以通过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如抑郁症筛查和治疗）、增强社区联系、鼓励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建立支持性的社交网络等方式，从而有效降低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强化社会资本来提高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和总体福祉。
3.4 社会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社会资本通常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的资源和支持［46］，包括社会参与、社会网络、信任、互惠和凝聚力等。社会资本可从多条路径对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产生积极作用，如社交互动促进了信息交换和情绪支持，有助于减少压力和抑郁情绪；参与社会活动可以提供认知刺激，有助于大脑维持活力和应对能力［47］。此外，社会资本也能通过提供健康信息和资源、鼓励健康行为来对老年人认知功能起到保护作用［48］。HAN等［49］研究指出，认知社会资本，尤其是人际信任和互惠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ZIERSCH等［50］研究表明在农村环境中社会资本水平通常较高，这可能是由于那里紧密的社区联系和强烈的群体凝聚力。然而，对于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来说，其不仅失去了与原生地的紧密联系，搬迁过程也重塑了其人际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51］。这一变化可能导致他们在融入新环境、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以及寻找新的社会支持系统方面遇到挑战。社会资本的削减和重新构建过程可能会对他们的认知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增加他们发展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52］。为有效应对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可能面临的社会网络断裂和社会资本削减与重塑问题，相关部门与社区应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并采取措施帮助搬迁老年人保持和丰沛社会资本，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搬迁社区和新生活，降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风险，提升其整体生活质量。
4 小结
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总体相对较低。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躯体锻炼、BMI、日常活动能力、抑郁状况以及社会资本等因素，均对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产生重要影响。针对上述因素，应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易地扶贫搬迁老年人认知功能干预政策，以预防或减缓其认知功能衰退，保障其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略
最后编辑于 01-07 · 浏览 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