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带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前关于该地区癫痫状况的研究工作显示有许多重症病例，其中部分是由一些特异性病因所导致的；该地区患有癫痫常被视为耻辱；且有很多病例未得到适当的治疗。在过去10年时间里，有很多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流行病学、病因学和管控措施的研究报道。
近期在Lancet Neur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Pierre-Marie Preux教授等撰写的相关综述，对该地区的癫痫现状进行详尽的阐述，有助于读者拓展视野，也能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亚热带气候地区的癫痫治疗事业有所借鉴和助益。现将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1．引言
癫痫是一类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该症很常见，可导致严重的身体和精神损害，包括早逝、外伤和精神健康异常。欠发达国家癫痫的发病率高于发达国家。
癫痫可带来深重的耻辱感，因为很多地区均认为癫痫是传染性疾病，并与巫术或恶灵相关。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研究显示，患有活动性癫痫的儿童发生行为紊乱的比率明显高于无癫痫儿童（66% vs. 19%，OR8.2， 95%CI=4.3-15.6，p＜0.001），而且有活动性癫痫的儿童比非活动性癫痫儿童有着更多的行为学问题（49% vs. 26%，OR7.86， 95%CI=1.23-50.06，p=0.029）。
全球疾病负担、损伤和风险因素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0）发现，癫痫导致的负担相当重，仅有一种疾病（HIV感染）比未控制的重症癫痫致残负担更严重。相关合并症对癫痫患儿的生活质量有着严重的影响，并降低成人癫痫患者获得工作和婚姻的机会。如未获治疗，癫痫患者将面对包括耻辱感和歧视在内的毁灭性社会压力，以及面临早逝的可能性。
虽然已有有效的抗癫痫药物应用于临床，但是因为用于诊断和治疗的医疗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有限，而且关于癫痫还有很多误解和耻辱感，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关于癫痫仍有巨大的、明显的治疗缺口。
2005年，笔者就曾发表过一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综述，该综述突出了当时相关研究匮乏的情况。从那时起，许多相关研究，特别是一项疾病临床特征跨大陆的比较性研究和一项大型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被发表。
新的发现包括数种寄生虫性疾病（疟疾、盘尾丝虫病、囊尾蚴病、弓首蛔虫病）与癫痫的相关性和重发现的癫痫综合征（点头病（nodding disease））。
因此，有必要及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流行病学、病因学和管控措施知识进行及时更新，以对目前状况进行一个综合概述。笔者未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相关耻辱感、共患病、疾病影响（如烧伤）和传统治疗手段在治疗中作用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2. 发病率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发病率的相关研究很少，但是总体信息显示在欠发达国家有着很高的年发病率，可达81.7/100000（较发达国家为45.0/100000）。笔者发现只有8个研究估计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发病率，其中4个在2005年后完成（表1）。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无法直接进行对比。
表1：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发病率的研究
3. 患病率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癫痫患病率均有很大差异（表2）。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各研究之间存在的以下差异：对癫痫定义的采用、癫痫研究的自然史（终生或者活动期）、样本人群（全部或选择性）、以及风险因素的发生率。
表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患病率的研究
上述研究之间的差异还可能源于所选用的筛选方法和问卷存在差异。最广泛使用的问卷是改良版WHO问卷、和由法国利摩日流行病学和热带神经病学研究所（本文通讯作者Pierre-Marie Preux所在机构）制定的问卷。
一项2013年的多中心研究在各中心均应用相同的方法，证实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活动性痉挛性癫痫患病率很高，但还在对低中收入国家活动性癫痫患病率的估计范围之内。这一研究得出的患病率与癫痫风险因素的分布规律和类型相关。
图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患病率的全面meta分析
图3：根据研究类型所完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患病率meta分析
图4：根据地理区域所完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患病率meta分析
笔者所做的meta分析（图2）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全面患病率是9.39/1000。通过meta分析和meta回归方法，笔者能够在加入样本大小作为考虑因素的情况下，计算出平均加权估计值（weighted estimate）。图3显示根据该方法得出的分层估计患病率；挨户访问研究得出的患病率高于横断面研究得出的患病率。
图4显示非洲各地理分区的估计值。虽然这一估计值并未考虑到各纳入研究样本容量的大小，笔者估计了中位患病率，以和2005年综述的结果比较。中位患病率为14.2/1000，与2005年发现相似（15.4/1000），但高于较发达国家（5.8/1000）。
meta回归与meta分析类似，显示挨户访问研究得出的患病率高于横断面研究得出的患病率（表3）。西部非洲的研究报道的发病率显著高于东部非洲（p=0.027）；中部非洲的发病率明显更高，但关于该区域的研究数量很少。
表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患病率的meta回归
3.1. 病例死亡率
有报道在世界范围内，癫痫患者死亡率高出一般人群一至二倍。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患者死亡率进行估计的研究很少，本综述只发现了6个此种研究。1997年一项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估计一般人群的毛死亡率为16.4/千人·年；癫痫患者的估计死亡率为31.6/千人·年。
肯尼亚一项持续2年的社区研究报道5岁以上癫痫患者的死亡率为3.5/百人·年，当中有77%的死亡发生在癫痫持续状态过程中。喀麦隆一项持续10年的队列研究显示癫痫患者的死亡率为28.9%，而对照组的死亡率仅为4.7%。
在冈比亚，2年内癫痫患者的死亡率为77/千人•年，同期一般人群死亡率为8/千人·年。2007年乌干达一项研究报道61名癫痫患者（大部分年龄在10-20岁）的标准化死亡比率为7.2。
在乌干达Kilifi地区，活动性痉挛性癫痫患者的死亡率为33.3/千人·年，总体标准化死亡比率为6.5。在18-24年龄组别中死亡率最高。
活动性痉挛性癫痫患者死亡的风险因素是未接受抗癫痫药物治疗（修正率比值3.4）、认知功能损害（修正率比值4.6）和年龄大于50岁（相关风险修正率比值4.6）。大部分死亡直接与癫痫相关（56%），其中癫痫持续状态（38%）是最常见的致死原因。
4. 社会人口学特征
根据WHO的报道，较发达国家的癫痫发病率在30-50岁年龄组中最高。与之不同，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超过90%的癫痫患者年龄小于20岁（表2）。在这些患者当中，首次痫性发作平均发生年龄有35%早于10岁，有50%早于20岁（表4）。
表4：癫痫发病年龄
大部分较发达国家癫痫研究发现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更加常见，但是这种差异很少有统计学意义。非洲国家的结果类似；但是2项贝宁的研究发现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表5）。
一些研究者认为男性死亡率较高可解释人口比例中女性占优的情况。Paul等的研究（2012年）显示在0-39岁年龄组，两性之间活动性癫痫的患病率非常类似；但是在40-59岁年龄组女性的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
表5：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患病率（通过性别分层）
5. 发作类型
仅仅有少部分研究报道了痫性发作类型的分布规律。此外，因为不同研究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各异，难以将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笔者仅总结了基于一般人群的研究（表6）。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癫痫的筛选方法通常不能检出单纯部分性发作或失神发作。神经专科医师和脑电生理检查设施的缺乏，意味着仅有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的患者因为其显而易见的表现，更可能被报道（平均值为67%）。因为难以在临床上发现其早期表现，复杂部分性发作的比重（平均值8%）会被低估。
表6：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患者发作类型
6. 病因和风险因素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要的癫痫风险因素是家族史、先前有热性惊厥发作、围产期损伤、头部外伤和CNS感染（如脑囊尾蚴病）（表7）。但是在非洲，缺少风险因素和疾病之间相关性的证据。表8列出了仅有的几个病例对照或队列研究。
表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危险因素
表8：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癫痫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6.1. 遗传因素
家族史阳性常被等同于存在遗传风险；但是，家族共有的环境暴露也可能导致家族史阳性。因此，这一假设有着重大的局限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6-60%的病例发现有阳性家族史，在美国这一数值仅为5%。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证明可解释家族性癫痫的显性基因，但是个体多态性可能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家族性癫痫的发生）。
因为文化原因，在特定的非洲族群中近亲婚姻很常见，可能增加遗传性癫痫的风险，但是这种相关性尚无充分报道。在科特迪瓦的一项对23名癫痫患者的谱系分析显示，近亲婚姻所育儿童癫痫发病率是非近亲婚姻所育儿童的1.4倍。在很多病例中，遗传因素被用作解释大部分的癫痫表现。
1951年Lennox发现同卵双生双胞胎在癫痫发作出现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相比之下，在马里有37%的病例报道在血亲中有癫痫患者。坦桑尼亚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47%的癫痫患者有一级家族史阳性，对照组仅为18%；33%的患者父母为近亲结婚。
6.2. 围产期病因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2%-65%的癫痫病例涉及围产期病因。常源于难产或高危妊娠的产伤后遗症可导致癫痫。缺氧和低血糖常发生。因为缺少神经影像学检查设施，难以确认癫痫与胚胎期、围产期及出生后早期事件的相关性，常根据患者病史发现可能的联系，但常无相关病史记录，且易受回忆偏差的干扰。
由于传统观念和距产科医疗机构距离较远，使得分娩常常在家中进行，且无合格医护人员协助。一项2012年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癫痫与围产期不良事件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但该研究基于母亲的回忆，（可信度欠佳）。Ngugi等（2013）的研究显示产前和围产期风险因素是儿童活动性痉挛性癫痫的最强相关因素。
6.3. 热性惊厥
儿童是最倾向于发生癫痫的人群。非洲所有保健机构均报道在儿童中发生热性惊厥的病例。热性惊厥常与癫痫发作相关，特别是惊厥持续时间长时更是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研究发现6-38%的癫痫患者有热性惊厥发作病史。
在尼日利亚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经其它因素如头部外伤调整后，热性惊厥和癫痫的优势比率（odds ratio）为11。在疟疾流行区，大部分急性痫性发作由疟疾导致，但究竟是热性惊厥还是急性症状性发作尚不明确。一项研究显示，在坦桑尼亚，疟疾相关癫痫与71%儿童癫痫的发生相关。
6.4. 营养不良
关于欠发达国家癫痫和营养不良之间可能相关性的研究很少。多年以来一直有人猜测存在这种相关性；但是，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癫痫的态度和传统的饮食禁忌，癫痫也可以导致营养不良。贝宁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癫痫和营养不良之间的联系；癫痫患者中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22% vs. 9%）。
6.5. 神经系统感染
在赤道周围非洲地区导致全面性癫痫的感染性因素主要是寄生虫感染，包括疟疾、盘尾丝虫病、囊尾蚴病和弓首蛔虫病。
在很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神经囊尾蚴病是导致癫痫的最常见神经感染因素和主要的癫痫病因之一。在猪肉绦虫流行区域，神经囊尾蚴病是成人部分性癫痫的主要病因。
因为成虫或环境中出现虫卵风险较低，囊尾蚴虫病在犹太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缺少人和猪的接触，且不食用猪肉）并不常见。有鉴于此，Winkler估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患有神经囊尾蚴病（并因此有发展为癫痫的风险）的患者在190万到616万之间。
在很多资源匮乏区域，因无法进行神经影像学检查，进行血清抗丝虫抗体或丝虫抗原检查是获得人类囊尾蚴病或神经囊尾蚴病患病率数据的可选方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神经囊尾蚴病患病率变异性大。2010年一项非洲八国的meta分析发现囊尾蚴病和癫痫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在布隆迪，一项研究表明在囊尾蚴病和癫痫之间存在强力联系。在多哥，囊尾蚴病的患病率在一般人群估计为38/1000，但在癫痫患者中估计为135/1000。神经影像学检查对神经囊尾蚴病的诊断是必要的。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难以得到CT检查的机会。Winkler等发现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同时存在CT病灶的癫痫患者有一半以上与神经囊尾蚴病相关。他们还发现癫痫患者中CT发现神经囊尾蚴病病理改变的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38/212 vs. 10/198）。
另一项坦桑尼亚的研究发现在癫痫患者中，患有神经囊尾蚴病的患者更为年长，且其首次痫性发作出现比无感染者更迟。尤其在迟发型癫痫患者中，应当将神经囊尾蚴病作为潜在病因纳入考虑。2011年一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的研究发现猪肉绦虫抗原的携带率为21.6%，这类人群中调整后活动性癫痫患病率为12.7/1000。
在神经囊尾蚴病流行区域，应当打响对该病的战役，以增进群众对该症的认知、改善预防措施和对患者的护理措施。
盘尾丝虫病（河盲症）由Onchocerca volvulushas导致，也与痫性发作相关。数个研究报道了在东部、西部和中部非洲地区，盘尾丝虫病患病率和癫痫患病率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但是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且其它研究不能证实上述相关性。
来自马里、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和坦桑尼亚等多国的研究均显示，微丝蚴密度或承载量在癫痫患者和对照之间无显著差异。坦桑尼亚研究包含了CSF分析，未发现微丝蚴的踪迹。2004年一项流行病学meta分析并未发现在盘尾丝虫病和癫痫之间存在清晰的相关性。但是另外两项meta分析显示存在相关性。
在乌干达，盘尾丝虫病流行小于50%的区域癫痫患病率为6-7/1000；而在盘尾丝虫病流行大于50%的区域，癫痫患病率为8-25/1000。在11个盘尾丝虫病患病率为8.3-36.0%的尼日利亚村庄中，患病率最高和微丝蚴密度最高的村庄，癫痫的发病率也是最高。
在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在中非共和国的癫痫患者中盘尾丝虫病的发病率为40%，对照组为36%；在马里的数据则分别是24%和22%。2005年Pion等总结称，盘尾丝虫病发病率每增加10%，癫痫平均发病率随之增加0.4%。总之，这些证据相互存在冲突，难以阐明。
点头综合征（nodding syndrome）是一种主要累及儿童的癫痫综合征，至今只在3个非洲区域得到确认：乌干达北部、苏丹南部和坦桑尼亚南部。点头综合征可能是一种在5岁到成年前期青少年中发现的癫痫性脑病，主要特征是头部的点头样动作，常被食物诱发。患者疾病过程常进行性恶化，出现包括肌阵挛在内的多种发作形式、营养不良和认知功能损害，部分患者可死亡。
乌干达卫生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约有3000名患儿，170人死亡。Idro等完整地描述了22名乌干达患儿的临床、电生理和脑影像学特征以及并发症情况。
该症病因未明，但是所有的研究均发现在患者中，更倾向于发现盘尾丝虫病的阳性检查结果。Foltz等报道盘尾丝虫病血清检测阳性与点头综合征相关。但是，盘尾丝虫病长期流行于更广泛的区域，包括西部、中部和南部非洲，而点头综合征仅仅在小范围局部地区有报道。未来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明确该症病因、预防措施和治疗手段。
疟疾是常被认为与癫痫发展相关的热带寄生虫病之一。恶性疟疾发作过程中出现的脑部损害是一种急性脑病，可导致死亡或多种后遗症。在表现出神经系统后遗症的脑型疟疾患儿可出现痫性发作。第一个发现恶性疟疾和癫痫相关性的研究显示，9%脑型疟疾和12%疟疾与复杂性痫性发作的患儿可发生癫痫。
有两项研究通过互补的流行病学方法发现了脑型疟疾和癫痫之间的相关性，在马里，调整相对风险为14.3；在加蓬，调整优势比率为3.9。在马拉维，132名视网膜病变阳性的脑型疟疾患儿中有12名发生了癫痫。其它癫痫危险因素包括体温最高点过高和急性痫性发作。
弓首蛔虫病是一种主要见于儿童的动物源性传染病，由狗或猫弓首蛔虫传播。已知该症与癫痫之间存在相关性，布隆迪的一项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OR2.1，95%CI 1.2-3.8）。Quattrocchi等所作的meta分析也显示该症与癫痫之间存在相关性。
在非洲的五项研究中发现，弓首蛔虫与活动性痉挛性癫痫相关，总人群归因分数（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为0.16（0.08-0.24）。但是，另有2个研究未发现癫痫与（弓首蛔虫相关）血清学阳性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可以假设弓首属血清学检查与癫痫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是即使meta分析显示了这种相关性存在也不能最后确证。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估计弓首蛔虫病在癫痫全面负担中的作用。
6.6. 外伤性脑损伤
因为缺乏交通管控措施，驾车时不系安全带或骑行摩托车时不戴头盔，在非洲导致脑部损伤的最常见原因是道路事故。脑部损害也可由于意外事故、袭击、战伤或暴力运动所导致。发生外伤后癫痫的风险高低取决于损伤的严重程度和等级，以及并发症。在马里的研究中，70名癫痫患者中有7%是外伤后癫痫。
6.7. 脑肿瘤
在发生痫性发作的人群中脑肿瘤的患病率很低。因为缺乏如CT和MRI这样的诊断设备，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脑部肿瘤无法检出，大部分仅在终末期方可诊断。
6.8. 脑血管病
脑卒中是年龄较长人群中最常见的致痫原因之一，癫痫可在卒中的早期或晚期发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多数研究有偏倚性，无法提供可靠的卒中发病率和患病率信息。因为专业人员和脑部影像学设备的缺乏，很多卒中病例无法得到相应诊断，特别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多数现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卒中研究是医院级别的研究，因此由于选择性偏倚，无法反应人群中脑梗塞的真实发病率。脑影像学检查对明确脑卒中类型是必要的，但并未得到广泛使用。
非洲脑血管病患者癫痫发病率的报道变异性很大，从1%到42%；与之相比，较发达国家中有3%-4%的癫痫患者有脑卒中病史。
7. 治疗
对癫痫的管理措施包含对病因的诊断、应用抗癫痫药物以控制发作、以及对共患病的预防和治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患者罕有机会接受癫痫手术治疗。在较发达国家，早期和适当的治疗护理措施可使70%-80%的痫性发作得到控制。
治疗缺口（treatment gap）是指在指定时期内，在指定的人群中活动性癫痫患者和得到适宜治疗患者之间的差值，以百分数来表示。该值可反映寻求癫痫治疗的患者比例和坚持治疗的患者情况。
在非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对癫痫患者进行帮扶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如下：缺乏相关专业人员和检查设备，无法确诊；因为患者和家属对癫痫病因的（不正确）观念，他们拒绝治疗，也不能依从治疗；抗痫药物价格高昂且难以获得；以及癫痫的社会心理效应。
2008年一项系统性回顾发现的若干导致治疗缺口的原因包括缺乏熟练专业人士进行诊断、治疗费用、社会观念和抗痫药物缺乏。健保资源在农村和城镇地区的分布可能是决定性的。WHO的一项系统性回顾报道称在若干非洲国家治疗缺口大于95%（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尼日利亚、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的农村和城乡结合地区，在现有初级健保系统和社区参与之下，引入并实施能改善癫痫患者诊断和治疗管理的一系列规程是必须的，这些规程包括诊断、治疗和随访等各方面。
WHO的《消除精神健康差别行动纲领》致力于增加对精神、神经和药物滥用疾患的服务，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该计划宣称，只要有适宜的护理、社会心理支持和药物治疗，即使是在资源不足的地区也可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得到癫痫治疗、避免自杀和过上正常的生活。
约有80-85%的癫痫患者因为经济、文化、社会和法律壁垒无法得到适宜的治疗；同时药物生产企业因该区域无利可图而缺乏生产销售抗痫药物的动力，也是导致患者缺乏治疗的原因之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有59%的患者未接受任何抗痫药物治疗，只有33%的患者接受了正规的药物治疗（表9）。
表9：治疗类型和治疗缺失的比例
自我报告依从性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差，通过血药浓度检查可发现几乎三分之二的癫痫患者并未接受治疗。在肯尼亚，患者不寻求生物医学治疗的风险因素是传统宗教信仰、距健保机构距离大于30公里、药物费用、有学习困难、患癫痫时间大于10年和患局灶性癫痫。依从性不良（通过血药浓度检查发现）的风险因素是对癫痫的消极态度、以及接受抗痫药物治疗大于5年。
苯巴比妥对除典型失神外所有类型癫痫均有效，特别是对全面性癫痫或继发性全面癫痫有效，并且该药价格低廉，因此是世界范围内处方最多的抗痫药物。在喀麦隆，75%的病例使用苯巴比妥，15%病例使用卡马西平，3%使用苯妥英；在上述病例中均为单药治疗。治疗后有70%的患者可见发作缓解，16%发作频率减少，14%无改善。
一项马里的研究发现约60%使用苯巴比妥的患者在末次随访时发现再无发作。但是，苯巴比妥并不是总能在大部分药店中买到。赞比亚一项关于药店的研究发现几乎有一半的药店未存储任何一种抗痫药物，仅有五分之一有存储苯巴比妥。
公共机构抗痫药物的低充实率意味着尤其是贫民更加难以获得抗痫药物。在私立医疗机构口服抗痫药物的充实率高于公立机构，但是仍不足够。苯巴比妥被认为是一种麻醉药物，对其进口的严格管制是其中一个不利条件。
对于大多数癫痫患者而言，中断使用抗痫药物是因为发作控制不佳和药物抵抗。另外的原因还包括不同诊所药物供应不一致，以及抗痫药物和就诊费用（昂贵）等。举例来说，在卢旺达，74%患者因为经济原因停止治疗。只要能增加有效抗痫药物治疗在健保机构的普及率，就能有效降低发病率、减少癫痫导致的早逝和减轻经济负担。
对于少数药物无效的患者，手术治疗是唯一的选择。在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因为费用昂贵、缺少神经外科医师、以及缺少能维护高级技术（设备）的机构，癫痫手术还无法进行。
8. 结论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癫痫流行病学，在过去10年里发表了若干权威研究。但是，即使是现在，关于该区域癫痫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证据仍然不足。各个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样本量大小不同，使得对这些研究的比较难以完成，也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
笔者应用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将这些研究的异质性纳入meta分析范畴，笔者的meta回归显示方法学和地域的差异也许能够解释60%的患病率差异情况。因此流行病学（研究）必须建立起能在欠发达国家实际应用的标准方法学规则。这些规则可在近期的指南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
尽管存在调查方法和定义上的差异，可是这些研究一致显示因为社会将癫痫认为是一种耻辱，在非洲的研究中所报道的患病率较实际情况为低，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许多非洲人相信癫痫是传染病，而且有些人会避免接触患者，特别是在发作过程中的患者，这使得很多本来可以通过简单帮助就可避免的危险发生了。有鉴于此，减轻这种社会错误认知是很急切的任务。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也缺乏对这种社会耻辱感的有效衡量手段。
在撒哈拉南部非洲地区，很多癫痫危险因素是传染性的和可逆的。围产期（危险）因素在癫痫发病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研究仍不足。更好地了解危险因素与癫痫之间的关系是改善非洲地区癫痫预防工作的关键环节。
最后，尽管癫痫是很重要的疾病，且在许多病例中药物治疗有效，但是在非洲，很少会把癫痫作为健保系统的优先考虑。因为经济和社会原因，全世界四分之三的癫痫患者（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欠发达国家）并未接受适宜的治疗。许多治疗缺口的危险因素可能被认知，但是在非洲，找到预防癫痫、减轻社会耻辱感和缩小治疗缺口的合适策略是当务之急。
